今年全国的雨水非常多，但其实京城地处北方历来少雨，雨在京城是稀有而珍贵的。进入伏天，京城已经进入到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整个城市如同坐在大火炉上，呼哧呼哧地冒着热气。清冽的雨水能给京城带来凉爽，缓解暑热。说到雨，这“雨”字在京城的胡同名中也能寻找到。翻开北京的街巷名录，带“雨”字的胡同也像京城的雨一样弥足珍贵，数来数去就那么珍稀的几条。

 

而这几条的胡同中，雨儿胡同自不必说，历史悠久而古迹众多，著名的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就在这条胡同中，胡同中还有民国初年北海公园董事会长董叔平故居，时称董家大院的四合院，还有建国初期罗荣桓元帅和粟裕将军的旧居。不仅如此，2014年，习大大还曾经到胡同中去探访过，习大大说他小的时候就住在雨儿胡同这一片儿，这次回来看看老街坊。在炎炎夏日中，就让我们探访下京城中其他带“雨”字的胡同。

 

 

明清时期曾是万国来朝的“使馆街”

 

在北京带雨字的胡同中，甘雨胡同是鼎鼎有名的。甘雨胡同位于王府饭店北侧，是一条呈东西走向的胡同，胡同全长539米，宽10米。胡同东起东四南大街，西止王府井大街，南邻西堂子胡同，北靠柏树胡同，新宝6平台登录在寸土寸金的东四地界，这个位置可以说是黄金位置。清朝乾隆时，甘雨胡同名为乾鱼胡同，到了宣统时期胡同才改称甘雨胡同。

 

我从熙熙攘攘的东四南大街拐进甘雨胡同，在胡同口就看到了胡同的铭牌。东城区为这些老胡同都做了铭牌，就钉在胡同口的显眼位置。铭牌上有胡同简要的历史介绍，这给了到北京“胡同游”的外地游客了解北京胡同的最初印象。不知是谁在甘雨胡同的铭牌旁边种上了葡萄，7月的葡萄刚刚结了翠绿翠绿的葡萄串，给骄阳下的胡同平添了清凉。这让我想起了北京老胡同夏天的标配“葡萄、凉棚、金鱼缸”。

 

甘雨胡同的铭牌中写道：“雍正四年(1726)在此设会同馆舍，以备外国使臣居住。乾隆二年(1737)撤销。”我旁边的外地游客指着铭牌上的这句话，不解地问：“啥叫会同馆呀？”别说外地游客不知道会同馆是干什么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鲜有人知，甚至不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也未尝知道。

 

提到会同馆，让我不禁想起了《西游记》中有一段文字，唐僧师徒四人来到朱紫国都城，忽见一座门墙，上有“会同馆”三字，唐僧道：“徒弟，我们进这衙门去也。”当初，读《西游记》时我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应该直接去庙里才对呀，他到会同馆干什么呀。带着疑问，我到图书馆遍查史料才知道，会同馆乃是朝廷用来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及外国使臣的机关，通俗地讲就是“国宾馆兼外交部”，唐僧师徒到会同馆是为了换度牒去的。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乃明人，他所作的唐僧取经的故事书中所使用的名词却都是他所处的明朝时期。唐朝时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及外国使臣的机关不叫“会同馆”，而是叫“四方馆”、“鸿胪客馆”等名。“会同馆”作为此类衙门的称谓实际产生在辽代，此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元明清各朝在都城北京都建有“会同馆”。

 

行走在甘雨胡同，长长的胡同直接通向王府井大街，胡同两侧北京胡同招牌似的四合院已经非常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那种六层楼房。

 

元朝建立后与高丽、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等各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些国家不时派遣使节到元朝。为了更好地接待这些使节，元朝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时，在大都设使馆接待各国使者，并将使馆定名为会同馆。到元贞元年（1295年）又定制，会同馆归于礼部尚书管领，由此足见会同馆地位的重要。明承元制，也在京城设有会同馆。永乐三年（1405年），将乌蛮驿并入会同馆。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两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

 

明代的北会同馆位于澄清坊大街东，就是现在的王府井一带。甘雨胡同明代亦属澄清坊，而且地近王府井大街。弘治五年（1492年）对南北两馆进行了改建，改建后的北会同馆有房屋376间，南会同馆有房屋387间。从这个记载中，我比照了老地图，发现明代北会同馆的376间房屋，这要是按照占地面积，怎么也得有好几条街了，可以大胆设想，极有可能，在明代，北会同馆就有相当一部分馆舍是在甘雨胡同中，这也为清朝会同馆建在甘雨胡同提供了依据。

 

清朝入关后，沿袭明制，在京城亦设有会同馆。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初（1644年）建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清朝时，会同馆仍隶属礼部，由礼部主客司主事管领，与明朝不同的是主事是满汉各一人，而不是单一的汉人了。清朝与各国的交往较之前朝更为频繁，且来朝的各国贡使人数更为众多，所以清朝会同馆馆址众多，且多变化。雍正二年将当时称为乾鱼胡同的官房作为会同馆馆舍使用，乾隆二年收回。

 

会同馆的设置目的是为往来贡使提供饮食起居，并为他们与朝廷进行各项交流活动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物质保障和环境保障。如往来贡使的饮食由政府按制提供，政府官员有时要宴请、会见贡使一般也在会同馆内进行。遇有国家重大活动，在京贡使会在会同馆内参与庆祝活动。像《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进入会同馆就是主要为了安顿歇息，等候换取公文。

 

此外会同馆还具有管理各国来京贡使，接管各国贡物的职责，各国所献所有贡物均由会同馆清点以后呈报朝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使者将贡品直接呈现给皇帝的镜头在历史上是不大可能的。然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国势日渐衰落。他已无力保护周边各族和藩属国，他们之间的朝贡关系也就日渐瓦解了。与清政府有着朝贡关系的这些周边诸国，如朝鲜、越南、缅甸、南掌、暹罗、琉球等逐渐停止了向清朝派遣朝贡使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同馆被废除，存在了有千年历史的会同馆从此消亡了。

 

甘雨胡同六号

 

从明朝的道观变身北方客栈

 

我到甘雨胡同探访，另一个目的是为寻找甘雨胡同六号。前些日子友人偶然介绍给我一本书，书的名字是《甘雨胡同六号》，这本以一个地址作为书名的书籍在市面上并不多，再看作者是南星。南星的本名是杜南星，1910年出生，他的《甘雨胡同六号》民国时代出版，新近才被发掘而重新出版。南星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做英文系讲师，而他声名鹊起是因20世纪80年代翻译了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其实我对南星早有耳闻，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和“京派”散文名家，其散文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散文史上独树一帜。《甘雨胡同六号》这本散文集主要讲述南星在旅店投宿或家中住宿时的一些所思所感，南星的文字清新婉约，引人深思。

 

其实南星写《甘雨胡同六号》并非杜撰，北京的甘雨胡同真就有六号，而且与作者还有过一段情缘。前日读了王圣思怀念其父亲王辛迪的文章《情系甘雨胡同六号》，使我对这座甘雨胡同六号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王圣思写道：“甘雨六号原是一所不起眼的道观，香火久废，主持的道人索性把它改作变相的北方客栈，供单身客人租用，他也就成为二房东。道人是个红光满面的胖子，和善豪爽，见面总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多话也无。父亲租住在道观后面的右方小院，住房仅一小间，但关起院门，自成院落，显得十分幽静，和大殿前院隔着一道短墙，只有花开过墙来，彼此各不干扰，相安无事。小院也有花有木，长着一棵山桃树，窗下有一株丁香，春天来临，给小院点染热闹的色彩和气息；由于居住地点合适，去市场去学校都不过隔两条街，而繁嚣的市声却只隐隐地传来，觉得辽远，有时也会飞来几只小鸟，在枝头啁啾为乐，陡增一些野趣，也给这院落的平静添加一点韵响，这些都给父亲带来创作的灵感。”

 

通过王圣思的文字，我知道了甘雨胡同六号原来是一座道观，我立即查找有关北京胡同的史料，果然记载：“明朝胡同内有元极观、天主堂。元极观始建于明代，原名玄极观，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进行修葺，赵鹏程撰写了碑记。清康熙年间，为避讳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而改称元极观，为道教庙。”史料中的道观就是这座甘雨胡同六号了。那么它现在是否还存在呢？我决定一探究竟。

 

我在夏日的骄阳下，从甘雨胡同的东口，一直走到西口，现在的胡同中哪里还有旧日的影子。道观建筑那些标志性的筒瓦，那拱形的山门，已经无从寻觅了。不仅玄极观无从查找，民国时，胡同中的北平证券交易所、协成汽车行、巴西使馆，还有新中国成立前在胡同西口的长盛酒店，也已经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消失。

 

甘雨胡同中的玄极观不仅王辛迪在这里住过，南星后来也成为了甘雨胡同六号的“寄寓者”。王圣思说，南星住入后在这里写下了散文《甘雨胡同六号》，并且把自己的散文集也直接题名为《甘雨胡同六号》。

 

虽然甘雨胡同六号已经无从查找，但是它依然存在于南星的文字中，南星在《甘雨胡同六号》中写道：“后来，因为人总有一天会迁居的，我忽然变做一个庙宇里的住客了。那小小的隐秘的庭院有比庙宇应有的更多的寂静，坐在终日关闭着的大殿里的佛像永远没有声音，有人从院中走过，脚步也是轻巧可听的。HT住在那儿，后来CY也住在那儿……我们念书、闲谈、想各人的心思，再闲谈，我们守着院里的丁香，看它们生芽，开花，然后叶子一天比一天丰润。”（注：HT指王辛笛，而CY则是开元两字的英语缩写，开元即沈启元。）在南星的文字中，甘雨胡同六号仿佛又重新来到一样，它一直存在于当事人的记忆中，从来不曾消失。南星说：“那美好的小院子永远是你的：记着无花的桃枝吧。记着棕榈样的椿叶吧，作客时且怀着主人的心。一日如千万年，千万年也如一日：让诗句做终古的提示者，莫说你有了‘一生的怅惜’”。伴着南星的诗我离开了甘雨胡同，去往我的下一个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