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演奏家赵聪奏了一曲摇滚版的《十面埋伏》，七位书店掌门走上台去，围着一颗水晶球按下手掌。2016年5月6日，国际书店论坛在成都方所书店开办时，来到论坛的七家“世界最美书店”结成了联盟。

 

　　“盟主”成都方所，也是联盟成员中最年轻的书店，它2015年开业并被美国《安邸》杂志评为14家“世界最美书店”之一。此前多次入选这类榜单的中国大陆书店只有两家，他们的店主都是外国人。

 

　　2002年，爱尔兰人高岩（Peter Goff）与朋友在北京合办“老书虫”外文书店。两年后，日本人石川郁子在北京创办蒲蒲兰绘本馆。最初开书店，他们都是为了把自己喜欢的书带到中国来。

 

　　“如果2002年的市场和现在一样的话，我就不会经营这家书店了，因为要买外文书籍太容易了。”高岩说。十几年来，中国的绘本馆也从蒲蒲兰一家变成几千家。

 

　　爱尔兰人高岩和“老书虫”

　　如果不转行开书店，高岩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中国，在中东地区做记者。

 

　　2002年高岩在北京做记者时加入了一个外国人社群，认识了英国外交官的女儿亚历珊德拉。大家的交情除了在三里屯一起喝啤酒，就是互相抢书读。“当时在北京很难读到英文书，”高岩说，“那时候我们出国，经常把包装满了新书带回中国。每次回来的时候，朋友就会蜂拥过来，新宝6注册用借或者‘偷’的方式把书拿走。”

 

　　当时有个朋友向亚历珊德拉转让了1500多本英文书，亚历珊德拉很高兴，假期时叫上高岩帮忙搬书。藏书量剧增之后，高岩与亚历珊德拉在三里屯北街合办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命名为“老书虫”。“老书虫”对外开放，但那时颇为简陋，馆内摆着一个小咖啡机，此外只提供一些啤酒，名气却越来越大。2005年，“老书虫”搬迁到三里屯和工体路口，变成一家两层楼的书店，除了借书、卖书，还做西式餐饮。

 

　　老书虫的小楼躲在三里屯的背街里巷，闹中取静。室内书架环绕，角落有一架钢琴，墙壁和柱子上是各种作家的肖像。正厅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片红灯笼。阳光斜照，几个客人倚座闲谈。

 

“在我开书店之前，我以为打理一家书店不需要太多时间，我想白天在报社工作，晚上再回书店工作。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高岩每天在老书虫忙着谈判进货、管理培训员工，没时间再做新闻。最终他辞去了记者工作，选择全职开书店。

 

　　“当记者的时候，阅读就像是你的作业，要有一大堆的东西需要学习，例如经济、商业或国际关系之类的。你要准备采访就像准备考试一样。”高岩说，如今开了书店，他终于有时间读点诗歌、科幻小说，啃一些关于非洲和印度文化的大部头。如果向外国读者荐书，新宝6注册平台他会推荐《红楼梦》和余华的小说。

 

　　老书虫至今仍然是北京藏书量最大的外文书店。书店的会员人数，时常在3000－6000人间浮动。书店里最热闹的季节，是春天和秋天。在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书店就会变得安静而惨淡。

 

　　书店的会员读者三分之二是外国人，他们借的最多的是小说，很多人三天就能读完一本。其中电影的原著或者改编小说总是热门，比如JK罗琳的小说。外国读者也喜欢为了旅游看书，有的人去西安、重庆之前，会先找相关文化背景的书来读。

 

　　中国读者占三分之一，很多想要出国进修的年轻人常来老书虫。高岩发现，“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看名人回忆录或者自传。我想，他们是想通过读这些书籍了解名人的处事方法、行为准则，以此提升自我。”

 

　　高岩做过一个关于读者年龄的调查，发现“老书虫”的会员，集中在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18岁到30岁之间的人群，则尤其少。“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要忙于功课和生活，没有太多时间读书。”高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另一个发现是，女性读者永远比男性读者多。“也许因为她们情感更丰富些，更愿意读小说。”高岩说。

 

　　2006年起，高岩两年内在成都和苏州开了老书虫分店。这两座城市的开店成本比上海、广州低，而且它们都有很棒的茶楼，生活闲适。“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样的城市里，向当地人介绍全球文化，也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作家。”

 

　　也在2006年，亚历珊德拉与高岩筹办老书虫文学节，他们打算请各个国家的作家来书店聊文学。预算做出来吓了他们一跳，办一届的成本要50万元。于是亚历珊德拉去求助书店附近的使馆区。这位英国外交官的女儿跑到各国使领馆谈合作。“他们会赞助机票费、酒店费和其他相关的费用，剩下的就要我们包了。”高岩说。

 

　　文学节如今办到第十届，预算也已经涨到200万，他们邀请了五十多个国家的三千多位作家参加活动，其中既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科勒姆·麦凯恩、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也包括中国作家莫言和毕飞宇。

 

　　至今老书虫没有再向其他城市扩张，高岩想让现在的几家书店慢慢长好。高岩外出度假时喜欢寻访世界各地书店。他最喜欢那种地方不大但是店员很贴心的书店。“他们对书店的书了如指掌，而不是用电脑检索一番，这是件很美好的事。”2012年老书虫被评为“世界最美书店”，高岩觉得评选者也懂这种美。

 

　　亚历珊德拉2013年离开中国，高岩开始独自经营“老书虫”。办书店的成本越来越高，如今老书虫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以上来自餐饮。

 

　　网络书店和电子资源让外文书唾手可得。2015年高岩办首届老书虫文学奖，一等奖颁给了少有人关注的广东作家王哲珠。高岩对王哲珠的评价是“很有战斗力的女作家”，“她写的很多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文章，鼓励女性向上”。高岩还打算推出这些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也准备从国外引进一些独家版权的书，翻译出版给中国读者，其中包括给10到12岁左右的中国青少年读的短篇故事集。

 

　　高岩也在书店里办脱口秀、小型音乐会、播放纪录片、展出艺术作品，他希望把未来的老书虫做成社区文化的一部分。

 

　　蒲蒲兰和石川郁子

　　在成都的论坛上，石川郁子是唯一一个全程用中文发言的外宾，因为她每天都在跟中文图书打交道。

 

　　石川郁子1989年来中国，曾经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做翻译、咨询和版权工作。熟悉中国出版行业以后，石川郁子发现中国的绘本类图书几乎是空白。

 

　　“绘本”原是日本词汇，是以图画为主体的书。在世界历史上，绘本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绘本是大多数日本孩子第一次接触到的书。早在胎教阶段，他们的母亲就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三四岁时，日本孩子才开始看动漫。

 

　　1990年代中国流行的本土图画书主要是连环画，石川郁子觉得二者的区别在于连环画是为了图解故事，比如把三国演义的故事用图画来再现；形式也比较固定，通常是每幅画下面配文字。而绘本故事大多是作者自己的表达，画与文字的组合更加自由。

 

　　其实在“文革”前，曾经有苏联的儿童绘本流入中国，成为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的读物。“文革”后，绘本交流从此中断，中国的儿童绘本没能跟世界同步发展起来。石川郁子希望让绘本在中国复兴。

 

　　1990年代末，日本一家公司邀请石川郁子制作中国原创绘本。当时中国没有绘本编辑和绘本画家。石川郁子找到一位知名的中国当代画家，请他画北京胡同主题的绘本，取材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诗。这位画家画的第一张是胡同的雪景，很漂亮，但是接下来的三十张，结构重复，最终没能出版。“中国有很好的画家、很好的故事”。然而石川郁子第一次做原创还是失败了。她认为大环境太薄弱，“在中国没有绘本的基础上很难”。

 

　　很快，转机出现了。2000年，日本知名儿童出版社白杨社想入驻中国，做绘本出版。白杨社社长坂井宏先力邀石川郁子加盟。

 

　　在中国注册出版公司时，“白杨”被注册了。石川郁子根据公司的英文名POPLAR，取了发音相近的名字“蒲蒲兰”。无论在中文还是日文中，“蒲蒲兰”都没有实际含义，却很有童话故事的语感。

 

　　绘本的版权引进了，却没地方卖，当时的新华书店不接受绘本。于是石川郁子只好自己开一家书店。

 

　　石川郁子想到，在中国开绘本书店，不能像日本一样只卖书，而应该首先让中国人知道绘本是什么。石川郁子把这家书店命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绘本馆”。此后中国开的几千家绘本书店，都沿用了“绘本馆”的叫法。坂井宏先找来日本著名设计师迫庆一郎设计蒲蒲兰绘本馆，要求“所有的人一进来，觉得非常新鲜，有童话世界的快乐的感觉”。绘本馆室内是明亮的白色墙壁，一条蜿蜒的彩虹飘带环绕其中。飘带的一头是绘本馆入口，另一头则是收银台。

 

　　最初的四五年时间里，中国绘本的发展很慢。石川郁子曾自嘲，这个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盗版——因为盗版了也没销路。

 

　　2009年，当当网开始卖蒲蒲兰的绘本《鼠小弟》。绘本通过网络书店迅速普及。蒲蒲兰与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多了起来，如今全世界一百多年来所有的经典绘本都已经被引入中国。在各种国际书展上，中国出版商不惜以高价买下最新的国外绘本版权。2012年石川郁子发现绘本也在中国出现盗版。蒲蒲兰批发绘本的销量冠军《小熊宝宝》印数超过2000万册，是盗版的主要受害者。

 

　　蒲蒲兰绘本馆迎来了许多顾客。大部分读者看得很认真，他们耐心挑选自己喜欢的绘本，然后空手离开。因为蒲蒲兰是原价卖书，而网络书店有折扣。

 

　　石川郁子并不泄气，她把绘本作者请到绘本馆。绘本画家佐野洋子在空白处画轮廓，让孩子们一起涂颜色。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儿艺的导演和编剧，他们很喜欢宫西达也的绘本《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于是推荐给儿艺。儿艺领导同意，让他们做成儿童剧。作者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绘本从来没改编过儿童剧，他知道后跟儿艺一起做形象设计。来做活动的书籍，往往会成为短期销量冠军。

 

　　每个周末，绘本馆都要办故事会。绘本读完后，孩子们在活动室画画做手工。绘本馆为家长们请来心理和教育领域的专家做咨询，讲读绘本。石川郁子觉得中国绘本发展得太快了，一百多年来的世界经典绘本在几年里集中涌进中国，来不及完全消化。“中国家长们对绘本的渴望、热情和焦虑也特别强烈，”石川郁子常常跟中国家长说的是“你们不要那么焦急，孩子们可以慢慢接受，可以节奏慢一点。”